[ 时间:2013-06-02 11:01:04 | 作者:袁宗平 | 来源:六四天网 ]
赴京维权上访我已经走了两年了，漫漫上访路，寸寸皆辛苦，这是一条处处“苦难”路。
2011年10月31日，国家信访局503接待员同志明确告诉我，将我的上访材料转上海，上海方面二个月内会有人找我的。可上海5个月都没有消息。2012年4月9日，从国家信访局接待窗口被告知，上海信访办的回复：我“无理取闹”；2012年7月3日国家信访局811接待员同志与我谈了40分钟，认真地说，回去以后，由上海信访办协调，你们双方接触一下，争取三个月解决问题。可四个月过去，上海方面无任何反应。2012年11月14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副书记胡国强又着实忽悠了我一把；2012年12月4日国家信访局836接待员同志又一次表示，再把我的基本诉求转上海有关部门；2013年3月11日国家信访局接待窗口对我说：“还是老样子。”换言之：我的维权案例仍无大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两年来2011年8月、2012年5月我被上海警方拘留二次（5天、10天）处罚。这条“苦难”路，与上海众多访民一样，我走过来了，现在都还“僵持”着。
其实这种矛盾的“相持”阶段的形成原因，作为弱势的“上访”方与处于强势地位“被上访”责任单位都十分清楚，心照不宣罢了。许许多多上访案例（包括我这个案例）矛盾的起因绝大多数都是由于强势一方手握大权，执法不公，或行政不作为、乱作为，或打击报复，或明目张胆地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而造成的。加上官僚主义、保护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基层党和政府内又无有效的纠错机制，天长日久，问题越拖越多。越拖越大，越来越复杂。形成如此多的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当我们“上访”方一年年逐级向上海有关部门提出维权诉求，各级领导们一般都不以为然，都被拒绝，就地根本解决不了，这才被逼迫“上访”人不得不走上赴京上访的不归路。其实是上海地方政府把“访民”引向北京，向党中央转嫁“维稳”压力，并把“社会不稳定因素”强加在“访民”的头上。所以，强势一方才是真正的“肇事者”，强势一方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全国各省、市，一般的情况是：基层出现上访，乡镇政府兜着，然后是县政府，（地级）市政府，最后才是省政府。出现了赴京上访，或者出现“非正常上访”，责任则是省、市、县、乡镇，一级一级向下追究。所以各地（地级）市、县、乡镇政府都派人，到北京围追堵截各自管辖地的访民，从而也就分解的省委省政府的压力，分担了省委省政府的责任。上海是省部级直辖市，上海基层一出现了赴京上访，或者出现“非正常上访”，马上由市级政府出面，甚至由市公安局长亲自带队，在京抓人。2012年3月7日，上海（前）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在京视察了久敬庄和上海驻京办，给上海赴京抓捕访民的警察鼓劲。长久以往，在全国各省市在京上访的队伍中，上海访民进出久敬庄、拘留所的比例是最高的。连久敬庄的保安都说，各省市驻京办到久敬庄捞人，上海最牛！上海驻京办可以请到北京警察直接在国家信访局门口单抓上海人，永定门国家信访局周围的小旅馆，在“敏感”日子，宣称，不接受访民住宿，尤其是你们上海访民。上海市政府信访办，利用火车实名制购票系统全方位严密控制访民的行踪。这也难怪，访民到北京暴光了上海的“阴暗面”、上海市政府工作中的问题、访民的苦难、甚至基层的腐败，他们会不恼羞成怒吗？这会影响当官们的前程的。他把访民视作为“破坏社会秩序”，使用国家专政机器打压、管控访民，纳入“维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在“维稳”吗？不，这是在激化矛盾！上海市委市政府把全市的上访、“非正常上访”全部兜着，当然也揽下了全部责任。这还应该包括上访者维权诉求问题的产生原因，即基层问题产生，访民合法权益受到过度侵害，上级不予理睬，官官相护，一级保一级，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实际上，是市委市政府自己把自己与基层的冤假错案的“肇事者”捆绑在一起。
上海市委市政府既把冤假错案的“肇事者”捆绑在一起，又“兜着”处理、解决上访问题的全部责任。其另一个原因就很清楚了，那就是，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阶级斗争”思维作祟，以致动用政法委、公检法介入。他们不理解，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处于利益格局的不正常调整现状、贫富差悬殊、社会风气日下、腐败丛生……，人们有不同意见，在合法权益受的过度侵害时，对社会不公才开始发出不满的呼声，应该属于正常的社会形态，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视为洪水猛兽，把访民推向党和政府的对立面。而基层那些“肇事者”在损害人民利益，捞取大量国家财产，制造各种各样冤假错案，产生这么多维权上访事例和腐败时，他们早已把入党时的誓言抛在脑后，什么信仰、理想，为人民服务啊，都成了过眼烟云，他们心目中只有权位和一己之私利。他们绝对不会考虑到共产党的声誉和影响的，哪怕党和国家到了的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还是会当败家子的。
访民在上海解决不了问题才涌向北京，实质上是对党中央、中央政府的充分信任，表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意志。我们多少次走进信访局的大门，接待窗口说了多少次，已经转回上海，但是上海始终顶着不办。上海有句俗话：“勿睬侬，最凶！”市委各部、市各级政府，各级领导最凶，不理这个茬，把你凉在一边，耗死你。这就是典型的“冷暴力”。2012年11月14日世纪出版集团副书记对我说：“你多大年纪了，还能再活几年？”透露出这种杀气。他们无非是采取这种“自然消亡”的措施，消耗访民的精力、体力、财力，在与访民的“僵持”中，继续处于强势的地位。这就是上海的一个新特点，应该引起弱势访民的警惕。
访民们维权诉求长期不得解决，长期在京沪两地的来回奔波，长期来一直被上海市政府视为不稳定因素予以管制、控制，而现在到了“相持”状态。矛盾双方的不信任，只能说明政府和各级领导的诚信已经降到了最低。大家都知道，中央三番五次要求各地、各级要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要变上访为下访，要带着深厚感情做好群众工作。但上海却是千方百计予以抵制，有谁见过各区县、各系统、各部门的头头们包案，并约访民们认认真真谈过话，谈过案情，做点调查研究？这又是一种“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不是架空党中央，又是什么呢？！维权问题久拖不决，也就形成“僵持”瓶颈。而且瓶颈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突破。市委市府在各种会议上歌功颂德的同时，总说要突破、解决改革发展稳定路上的瓶颈问题，但就是回避解决访民的维权问题。成千访民上访市政府门口，在他们眼里是“不稳定因素”的表现，但它仍视而不见，成了上海市委市政府被遗忘的角落。矛盾客观存在，而且处于对峙阶段，市委市政府刻意回避，并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对应，完全是心虚的表现。
由此可见，矛盾就这么摆着。是到了该认真解决的时候了。我们分析了矛盾产生的原因，解决矛盾就只需“反其道而行之”即可。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上访，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不公平的维权问题存在，解决了多少维权问题，就能减少多少访民。所以，很简单，维权就是维稳，维稳必先维权，解决维权问题在先，必得维稳丰硕之果。
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市委市府必须先调整处理上访问题的“顶层设计”，绝不能够再把访民纳入“维稳对象”，政法委、公检法必须全方位退出对访民的管制、控制和压制。否则就仍然在激化矛盾，加重对立。要知道疏导胜于惩戒，思想问题用思想工作解决，经济问题用经济方式解决，涉法涉诉问题政法机关法律解决。换言之，改变政法委、公检法形象，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做群众工作上来，转移到化解矛盾上来。政法委、公检法惩戒的对象不应是访民，而是造成访民维权问题、产生各种各样冤假错案的“肇事者”。所以政法委、公检法（包括综治办）的职能必须调整，这也必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部分。几年来的上访形态变化已经充分证明，这是访民得出的经验，也必然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教训。显然他们不会有此认识，那么就让他们一路走到黑吧。
坦率地说，是几十年来民主法治知识的普及促使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而长时期的维权上访，也促进民主法治建设的加强。处于弱势地位的访民，面对“信息不对称”，走到目前的“相持”阶段，也实属不易。对访民来说问题不解决，也没有退路。2012年7月3日国家信访局811接待员同志对我说，双方各退一步，都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为对方着想，给对方留点面子。但是我的面子在哪儿呢？谁会想到，一位60年代的大学生，一名转业军人、副研究员，仅仅因为我是访民，从天安门广场旁边经过，就被警察带进派出所，押送回沪，上海警方拘留我十天。再让我退，只能退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守卫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这是底线！
“僵持”阶段本身，只说明上海市委市府原有的顽固态度没有变化，它会继续对访民采取“不理不睬”的冷暴力，这对访民来说不完全是件坏事，起码它给访民提供了一个继续向党中央反映和揭露上海地区“架空党中央”、抵制中央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学习和实践的指示、上海干部队伍中的“老虎、苍蝇”、以及显性和隐性腐败的时间。可以让党中央更深入了解上海其他各领域各种深层次问题。去年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要给习近平总书记以时间，不必着急。问题必须解决，终归会解决！
现在是到了该由上海市委市府“出牌”的时候了，如果他们继续原有的管制、控制和压制政策，就完全暴露出他们无视人民群众对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个“中国梦”的实现的深切渴望。同时也表明上海市委市府经营上海的执政理念出现了严重偏差，“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了空话。所以上海市委市政府目前唯有真正贯彻十八大精神，切实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彻底与假大空决裂，认真学习和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有错必纠，有错必改，重筑党和政府诚信，下决心扎扎实实做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工作，认认真真解决访民的维权问题。这样人民群众的“中国梦”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该做做善事了吧，善举有善果，行恶必恶报，我相信这一点。上海市委市政府是不是该清醒了？
民盟盟员、副研究员 袁宗平
2013年5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