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酋午 | 来源:六四天网
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私有制，这就势必使到掌握资本的人和出买劳动力的人其收入产生极大的悬殊。 所以，现在讲的两极分化就是指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不断产生少数资本家和大量雇佣劳动者这样两个极端的趋势。现在由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所以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都存在两级分化，缓解两极分化这一问题比较好的是欧洲国家，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好。当然，这里所说的好，只是相对的，说好只是因为缩小了两极分化而不是消除了两级分化。现在全世界凡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现有技术条件下，都无法消除两极分化，所以，可以说解决两级分化问题是世界级难题。
（一）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两级分化
原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有两块：一是原东欧集团国家，另一是中国。原东欧集团国家指的是前苏联、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原来由于实行在共产党一党领导下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所以，除了少数官员享有特权外，其他居民收入差别不大，还比较平均，在这些国家于居民中几乎没有两级分化问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国家纷纷改制，即从专制政治改为民主政治，从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极分化。
这些国家为什么改制？虽然原因很多，但依我看下面两点是少不了的：（一）从经济角度看，计划经济产生严重官僚主义和缺乏效率，维持不了；（二）从政治的角度看，居民已进化到了要人权的阶段。改制后由于在政治上实行的是民主制度，所以在实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原来的公有财产是进行平均分割的，居民人人有份。在农村，土地进行平均分配，在城市，公有资产实行股份制改造，城市居民人人有相同的份额。当实行这一套改革的时候，应该说，初期是公平的。可是，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由于各种原因，比如，有人需要喝酒或其它把股份转让给了别人，这样的结果是股份就会集中到少部分人手中，天长日久逐渐的就造成了两极分化。比如，20年前，俄罗斯还没有一名百万富翁（以美元计算，下同），而2006年的俄罗斯拥有至少8.8万名，2007年增加到11.9万名百万富翁和33名亿万富翁，2011年增加到85万名百万富翁和66名亿万富翁，然而俄罗斯1.72亿人口中几乎有1/7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但中国的邓式改革跟原东欧集团国家不同，中国是在专制政权主导下进行的改革，这个改革用了三十三年达到目前的水平。在这一轮改革中，高级干部利用手中的公权为子女、亲属谋私利，通过各种方式将公有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种改革与原东欧集团的改革比较起来，实在是不公平，因为不是人人有份，主要是掌权人的子女和亲属有份。
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6年实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由于长期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虽然也存在少数官僚特权，但是在居民中没有两级分化，不过，由于官僚主义严重，缺乏效率，这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能维持，结果到1978年不得不提出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这个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农村推行包产到户，把集体经济重新改变成个体小农经济，城市企业实行改制，把大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重新改成为私有制经济，由此拉开了两极分化的帷幕。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8月8日在北京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从1993年的0.407迅速攀升到2004年的0.47，增幅是印度的两倍。实际上，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到2007年已达到0.473。
当前，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表现出非常突出的特点是贫富差距特别巨大，而构成了大富豪的主要成分是高干子弟及其亲属。统计数据说明，在中国的亿万富豪中，高干子弟和亲属占了90%以上。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6年发表的报告，中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拥有41％的财富，是最穷的1/5人口所得的33倍。有人将中国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同一些外国作比较，认为都比他们严重。据凯捷安永集团和美林公司共同编纂的全球财富年度报告，中国的百万富翁们人均拥有500万美元左右的财富，远远高于380万美元的全球“超级富有人士”平均值。
现在我国的权贵资本、平民资本和外国资本这三部分就是当今的私营企业的状况,权贵资本由于有官方背景，在公权力被一党垄断的情况下，他们享有优先权，比如说，他们经营房地产，能够优先获得地势优价格低的土地供应。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可以优先将资金注入国有企业和权贵企业，破坏市场公平。
（二）中国富豪的迅猛暴富与奢华生活
中国富豪如此迅猛发展，除了他们正常的经营外，还采用了许多特殊手段。比如，至少有以下六类：
（1）违规违法、强取豪夺的非法手段。中国富豪最受质疑的地方是他们的发家方式，是通过违规、灰色的方式或者钻制度的空子取得的。从2000年开始，好几位上过《福布斯榜》或《胡润榜》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后来都因为涉嫌欺诈、金融违规、偷税漏税或贿赂官员而被判刑。各国的富豪榜自然每年有选进出榜的变化，但变化都不如中国内地富豪榜的变化大，原因是许多人不是被捕，就是逃离中国。经不起追问的财富，通常是伴着富豪偷税漏税、违规经营等，在演绎了一夜暴富之后，每每成了富豪榜上的牺牲品。比如，周伟彬、牟其中、杨斌、仰融、周正毅、吴志剑、宋如华、唐万里、唐万新及其兄弟、王德军、张良宾、张斌兄弟、顾雏军、张荣坤、严晓群、严介和等14名非法致富的富豪就是。
（2）经营房地产、股市等暴利行业。飞涨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使中国的超级富豪愈发富有，中国的亿万富翁人数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中国最富的10个人当中有6人主营或兼营房地产。在当今中国，房地产业是一个容易获超额利润的（暴利）行业。
（3）靠公关获贷款短期暴富。有的富豪在北京的80%以上的活动都用于公关——公关——公关，就是攻各种关系和关节，最终目的是从银行贷下巨款，资助他的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如果计划“穿帮”，他就再通过公关从另外一家银行贷下新款，偿还旧款，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4）靠国有企业私有化。依靠在国有企业非法私有化过程中掠夺国有资产演变出一批富豪，在中国，有相当一批富豪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用各种阴谋手段化公为私而迅速暴富起来的。
（5）靠领导特权。在我国，领导成为壮大新富翁阶层的主要力量，官员们的财富不仅来自于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还来自于他们作为官僚的特权。比如，受贿等。
（6）靠获取特许信息。在我国，那些顶级公司怎么总能出乎意料、自己投资赚到惊人收益？一些内部人士颇为肯定自己知道其中的秘密。特许信息是操纵股市的真正货币。
贫富两极分化如此普遍严重而且不断扩大加剧以及富豪如此迅猛增加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富豪控制政府，政府庇护富豪。中国巨富中已有1/4参政者，富人政府总是出台有利富豪不利穷人的税收政策和其它政策，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因为官商勾结，“在中国名列十大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企业，却在纳税榜上奉陪末座。
综合西方媒体和著名调查公司的统计资料，全球近几年富豪增加十分迅猛。中国大陆资产100万美元以上富豪2005年共有25万户，到2011年增至500万户，2005年度上胡润富豪榜的中国亿万富翁已增加到400人，2011年亿万富翁增至2900人。
富豪们过着奢华生活，包括购买花园豪宅、私人飞机、私人潜水艇、奢侈品、豪华艺术品收藏和豪赌，等等。中国富豪流行海外购豪宅“从香港、洛杉矶、温哥华到伦敦，中国富豪在海外置产的触角一路延伸。 2005年起，企业主购买私人客机，已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和潮流。中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市场，中国目前有200多座高尔夫球场，还有160座在建造，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经营者早就意识到，大批中国富豪都是贪婪的赌徒。
在中国，老百姓痛恨富豪拥有不义之财和享有各种特权。富豪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害怕，数以百万计的同胞对他们的财富心怀怨恨，怀疑这些钱是不义之财，是通过几乎是盗窃国有资产或者以特权获取资源或土地而得来的财富。
（三）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两级分化
目前，在工业化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也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9月9日发表的人类发展年度报告指出：全球最有钱的3个人拥有的财富超过最穷的48个国家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总和，而全球最有钱的15个人，其财富总值比撒哈拉沙漠以南全部非洲国家的GDP还多，最有钱的32人，则比南亚国家还多。报告以数据显示贫富差距之严重，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中共有1亿多人口生活水准低于贫困标准，属于赤贫，至少有3700万人失业。1997年，在欧洲联盟内部，10%最富有的居民的收入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25%，而10% 收入最低居民的收入只占欧洲联盟全部居民收入的3%。
德国《明镜》杂志在同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德国国内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拉越大，它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5%的私人家庭占有全部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以上。平均每个这种家庭拥有价值200万马克以上的财富。占这个社会人数一半的中下层居民只拥有价值不到10%的私人财富——平均每人不到5.9万马克。从初级分配看，英国公司管理层收入高于员工近100倍。美国的两级分化更严重，德国《商报》说：“1980年美国的高级管理人员挣的钱相当于普通工人的42倍。20年后，这个差距已经扩大到500倍以上。”对2010年纳税数据的最新分析表明，收入排名靠前的30万美国人的总收入几乎相当于社会底层的1.5亿人的收入。前者的人均收入是后者的440倍。收入不平等一直是美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近年来贫富差距在以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如今，美国总收入的40％流入占人口不到10％的富人口袋里，这个比例是1965年以来最大的。美国对于最富裕的1％的人而言，他们的财富在1983年—2011年间增长了52％。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至还有所下降。美国国内税收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该国最富有的1％人口，其收入占全国人口总收入的28％，创下了战后新纪录，而2004年时这一数字为19％，这反映出美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
纽约市反饥饿联盟调查显示，2003年至2005年间亿万富翁人数近乎翻一番，同时，美国的穷人从2000年到2005年五年间增26％，达1600万人。
从2000年以来，由于国内劳力成本增加，美欧大量公司把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后发国家，特别是中国，国内只留技术研发中心，掌握高端技术。这样的结果是，造成大量的人员失业而公司的股东却获得丰厚的收入，更加扩大了两级分化。同时，落后国家的移民纷纷涌入欧美国家又增加了失业大军的数量。
（四）欧美国家缓解两级分化的福利政策
欧美国家因为是民主国家，并且从二战以后已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即一人一票时代。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和议员是选举的，所以这些国家在解决两极分化方面比较积极。主要表现为欧洲各国都实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
以法国为例，每个法国人毕生都得到政府补助。妇女享有育婴津贴，就医完全免费，受教育也免费，大学学费只是美国的几分之一。工人受到严格的法令保障，失业救济金及年金相当优厚。几乎所有工业国家的情况都与法国类似。美国社福支出佔GDP的比例也从1980年代的13%，上升到目前的29%左右。由于医疗照顾支出持续增加，政府对老年人的医疗保险计画基金到2024年便将用尽。由于实行高福利措施，所以，欧美国家的两级分化大大得到缓解。
然而这种“理想主义”却与“财务现实”撞牆。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估计，法国今年的社会福利支出高达国内生产毛额（GDP）的30%，远高于1980年代时的21%。由于法国人口老化，劳动人口减少，退休人员持续增加，到2050年时，只算长期照顾、退休年金及医疗保健等与高龄人口有密切关系的三项社福支出，就要占法国GDP的26%。
由于实行高福利，政府的负担加重，西方国家以往能以极低成本发行公债，弥补预算黑洞。但现在金融市场对西方国家长期财务稳定信心动摇，引爆欧元区债务危机。希腊现在全靠纾困，意大利必须支付更高的举债成本。即使是美国，也在今年八月丧失了AAA的最高债信评等。
财政压力迫使西方国家迈入“撙节年代”。撙节措施引发的政治风潮正全面延烧。去年法国决定将退休年龄提高两年到67岁，引发数百万劳工上街抗议。西班牙、雅典、英国都屡屡爆发示威，美国则有“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全国蔓延。
曾是西方引以为傲之处，但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欧美这些年在改革福利制度时就像走钢丝，即使这样，还是经常引发民众抗议示威。
欧美国家正在反思债务危机背后隐藏的“福利危机”，而福利水平还处落后位置的中国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发？我们中国不能走极端，福利要“适度享受”。
“欧洲高福利制度仅百年时间，为什么就会撑不住了？”英国政策研究所福利政策研究员迈克·约翰逊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同样关心这个问题。约翰逊认为，欧洲撑不下去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二是政府福利资金的管理完全失控。
（五）两级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下，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一端是资产阶级不断积累资本和财富而不断增加起来；另一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即使在经济增长较快的繁荣时期，也不可能使社会全体成员受益。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强调经济增长本身不能解决问题，经济增长的成果如何分配同样重要。研究发现，在中国、罗马尼亚、斯里兰卡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提高了许多人的收入，但是经济不平等的状况同时加剧，限制了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使大部份的成果落入富人之手，而流入穷人家庭的太少。”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邓小平早先提出的“小康社会”或者共同富裕。相反，中国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也是世界上领先。更为糟糕的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荒唐的局面，即经济增长越快，收入差异就越大。
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是私有制，许多人都把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分配问题。这只看到了现象，而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产品分配。当前我国的大多数普通工人收入过低，根源是所在企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所造成的。上面所说20多年来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节节上扬，其中重要的一块，就是私营企业主的收入大幅增加。
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产品分配等三要素。其中，决定分配的不但有所有制，还有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现在的国有企业，工人已经不是企业的主人，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平等的关系；一切都是企业的高级管理层说了算。国企高管的年收入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普通工人的几十倍、几百倍，收入差距这样巨大。
现在一些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指出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美国人口普查局预算与近期政策中心前主任罗伯特•格林斯坦说：“在我们私有经济中很久以来就有一种倾向：贫富收入悬殊，贫困人数增加。”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认为，“自由贸易和公开市场会加剧（而不是缓解）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离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时的告别演说中认为使俄罗斯转而实行市场经济的这场试验在过去十年影响了数亿人，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了，而少数人都暴富起来。
私有制下两极分化不断扩大和加剧，必然促使人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重新兴起。英国《金融时报》也刊文说：在许多方面，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会使人回想起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这无疑已使人们重新燃起对马克思所作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兴趣。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就为解决两极分化开出了药方。指出：“资产阶级……使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的还快……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的生活……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资产阶级的灭亡的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雇佣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才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近些年来，饱受新自由主义及其两极分化灾难的拉丁美洲，在许多国家内左派相继取得了执政权，兴起了社会主义的思潮与实践。被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前苏联和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怀念过去社会主义制度下幸福生活的情绪日益高涨。中国的普通百姓也怀念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业生活有保障、社会安定、风气好和人们团结友爱、同甘共苦的好时光。
但是，我认为，问题是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回归社会主义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制度早已在全世界死亡,如要凭借力量硬性恢复社会主义模式,经济将会不可持续。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从资本论第一卷里我们能够将其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以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所有制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进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不断分化和改组，最终形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两个矛盾对立的国际性指导中心----1919年3月建立的共产国际和1923年5月建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简称社会党国际。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欧社会民主党几乎都有过执政或参政的经历，都进行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施行福利政策，但结果是制度僵化、缺乏活力、企业普遍缺乏效率。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到8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最繁荣时，其领土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4以上，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2/5，国民收入约占世界的1/3。但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遭受重创。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从宏观的角度看是经常性的决策失误、重复建设和浪费严重;从微观的角度看是：(1)官僚主义严重泛滥;(2)严重腐败;(3)缺乏效率。由于如此，所以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在全球已经死亡,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回到社会主义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现代世界各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混合经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是一种以私人和私人集团产权占有为基础的公、私混合型的经济。我国改革开放三十三年来，引进市场机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有企业为一定比率的混合经济。现在的世界，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也只能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
（六）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最终出路
从近代史以来，发生过三次重大的科技革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现代化新工业阶段即信息时代。发达国家走出了资本主义的误区，进入了公私混合加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阶段。历史和现实都充分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的跨越式发展的最根本和最终的推动力是科学技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准备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完成，这样的基础理论要转化为技术可能要用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时间才发生，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一段时间后，世界将进入大同世。
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基础理论说的是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和混沌学等，根据这些理论所发明的机器将和以往的机器不同，以往的机器是线性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非线性机器，以往的机器只是相互作用的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自我调节、自我修补的机器，简单地说，以往的机器是非智能机器，而将要发明的机器是智能机器。
人类的生产方式总是与特定的生产技术相互联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技术是非线性的智能技术，这种机器除了创造性的工作如教育、医疗、管理、筹划等不能做之外其它工作都能做。以往的经济建设有特别关注效率和公平问题，因为以往的经济建设主要是靠人来做的，人的积极性不能调动，就没有效率，处理问题和利益分配不公平，人的积极性也不好调动。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原来绝大部分要靠人来进行的工作将由非线性机器替代，而非线性机器的工作是按程序来进行的，只要程序设计合理就有效率。换一句话说，在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人们主要关心的是社会成员的公平问题。私有制存在两极分化，这绝对不是公平的。很显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条件下，私有制将会被抛去，公有制将会受到更加关注。这样，就能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
关于生产资料是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中国自春秋以来就有不同的争论，科学社会主义者在东西方都进行过公有制的实践，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现在占上风的思想是实行以私有制为主导的社会。其实，这些争论都是在农业技术和线性工业技术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的视野都有限，他们不可能预示到非线性技术产生后的社会。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主张公有制的这种空想才有可能变为真科学。当然，我们必须申明，公有化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以后的事，不是现在的事，是未来的事。现阶段只能是实行混合经济模式。
第四次科技革命发生后，世界化的目标是建立民主的世界政权，由于生产快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已摆脱贫穷，虽然有绝大多数人不用劳作，但民主的世界政府将根据公民的需要合理地进行物质分配，这样，就实现了人人平等，不再有两极分化了。
2012-2-23
